这个匈奴人，如何改变了古代中国人的“夷夏观”？
发布时间：2023-09-27 09:11:06 作者：包头热力
“中华”的意义不在于族群血统，而在于文化。
五胡十六国时期，出现了古代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——前赵。它的前身，是匈奴人刘渊在公元304年创立的“汉国”。
身为匈奴后裔的刘渊为何以汉号立国？他做了什么，让古代中国人的“夷夏观”发生了改变？
一
刘渊（252—310年），字元海，新兴郡（今山西忻州北）南匈奴别部屠各人。南匈奴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内附，到曹魏时期，其部落迁居在并州左国城（今山西吕梁离石区）一带，与汉人杂处，形同编户。刘渊生长并求学于并州，自幼就拜上党儒生崔游为师，学习《毛诗》《京氏易》《马氏尚书》等儒家经典，深谙《春秋左氏传》《孙子兵法》，博览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及诸子百家。
刘渊年轻时曾对同门评价历史人物，说汉高祖刘邦的文臣随何、陆贾有文无武而未能建立封侯的功业，周勃、灌婴则有武无文而不能兴文教之美，痛惜这四者或文或武，偏于一方。于是，刘渊发愤练就文武全才。
曹魏时，刘渊曾入质于洛阳宫廷（咸熙年间），期间他深入学习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与礼仪文化，与王浑、王济等士人交好。他还多次参加西晋的元会大典，见证了西晋四方来朝的赫赫威仪。
西晋后期，在宗室内斗引起的“八王之乱”冲击下，中原战乱不断、社会动荡、民生凋敝。304年，胸怀大志的刘渊自邺城（当时刘渊依附于邺城的司马颖）返回左国城起兵，即汉王位，建立“汉国”，数万晋人前来依附。
当时刘渊的族人刘宣建议，趁司马氏骨肉相残、天厌晋德，联合鲜卑、乌桓，振兴匈奴邦族，恢复呼韩邪统一草原的伟业，建立匈奴草原政权。
但这个提议被刘渊拒绝了。他认为应当效仿汉高祖刘邦完成统一天下的伟业，至少也要像曹操那样统一北方，而呼韩邪建立的功业根本无法与前两者相比。
因此，熟悉正统理论与德运行次学说的刘渊以“汉”为国号，追溯汉匈和亲故事，以汉家之甥、兄亡弟绍的名义，承继蜀汉政权的正统。他不但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，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，而且大量起用汉人名士担任要职，如任用崔游为御史大夫，任命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等。
308年，刘渊在蒲子（今山西省隰县）正式称帝，后迁都陶唐氏（尧）旧都平阳（即今山西省临汾市），继承汉魏时代以来的中原官制，设置三公六卿，加强中央集权。
319年，刘曜改国号为赵。史称刘渊创建的这个政权为前赵，亦称汉赵。
明代史家张大龄评论：
“自古夷狄为中国患者有矣，未闻入而帝中国也者，有之，自刘渊始”，且称赞他“用贤纳谏，恭俭勤劳，卓有中国君人之度”。
二
刘渊建立的汉政权并非一族性政权，而是一个胡汉联合政权。
前赵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胡汉分治制度，以中原官职管理汉人，以匈奴官职管理胡人部落。《晋书·刘聪载记》记载，前赵政权“置左右司隶各领户（汉人）二十余万，万户置一内史，凡内史四十三。单于左右辅，各主六夷十万落，万落置一都尉”。同时，在官职上，前赵既有公卿、三省及郡县等魏晋官僚体系，又设立“单于台”，“置左右贤王已下，皆以胡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豪桀为之”。
然而，前人研究指出，十六国政权的一个共同现象是，拥有大单于称号的胡人统治者一旦称“皇帝”之后，都会将“大单于”的称号转让给其子弟。例如308年，刘渊正式称帝后即把大单于让给儿子刘聪；刘聪继位之后，先将大单于让给皇太弟刘乂，后来又让给皇太子刘桀；325年，末代皇帝刘曜也设置单于台，其子刘胤为大单于。
这表明，五胡所立政权中的“大单于”，已由传统的胡人统治者转变成新生的中华王朝皇帝的臣下，融入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华传统王朝体制。以大单于为首的胡人管理体制，更多是为适应胡汉不同经济、地域社会形态的因俗而治，仅仅起到一种辅助皇帝的作用。
当刘渊的族子刘曜继承皇位时，西晋灭亡，晋朝宗室司马睿南渡，在建业（今南京）建立东晋。此时的中国北方，原属刘渊部下的羯人石勒在襄国城（今河北省邢台市）割据自立，与刘曜对峙。为确立正统性，刘曜即皇帝位后迁都长安，立子熙为皇太子，修缮宗庙、社稷，行南北郊于长安。
刘曜在一份诏令中宣称，“我皇家之先，出自夏后，居于北夷”；太保呼延晏则建议，“陛下勋功茂于平洛，终于中山，中山分野属大梁，赵也。宜革称大赵，遵以水行”，改国号为“赵”，以“水”德承续晋之“金”德。此举是对秦汉以来五德历运、天文地理知识与战国历史记忆的继承。因为刘曜曾受封中山王，而中山（今河北省定州市）在战国时期属于赵地。
此外，鉴于西晋灭亡、对手变成石勒，刘曜承认西晋在五德历运中为“金”德，并说自己的政权承续晋之“金”德为“水”德，也有以此否定石勒统治中原合法性的目的。
后来，石勒同样定国号为“赵”、承继晋之“金”德为“水”德，史称“后赵”（或“石赵”）。而鲜卑人慕容暐的前燕政权，则承石赵为“木”德。氐人苻氏的前秦本为石赵部属，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自居“木”德。由此，石赵成为最早由后继政权承认、获得正统地位的五胡所立政权。此举对于突破传统狭隘的华夷观也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同样，前燕和前秦也都开创了尊胡人所立政权为华夏正统的新传统，尊重了法统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历史，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，模糊并忽略了“华夷之辨”。
三
魏晋以来，大量北方族群南迁，深入中原地区，突破了“内诸夏而外夷狄”的地理界限，打破了“裔不谋夏，夷不乱华”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分格局。
以刘渊前赵为代表的五胡所立政权，均以中华正统自居，采纳中原式官僚体制，加强中央集权，大考百僚，使秦汉以来的官僚政治复兴。他们崇儒重法，重视教育。例如，刘渊把其子刘聪培养为精通儒学的儒生。据《晋书·刘聪载记》，刘聪“年十四，究通经史，兼综百家之言，《孙吴兵法》靡不诵之。工草隶，善属文，著述怀诗百余篇、赋颂五十余篇。”
以前赵为代表的五胡所立政权的华夏化，最终改变了魏晋时人“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”的传统认知。胡人君主主动自认炎黄后裔，确立夷夏同源、华夷共祖的历史叙事。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载，刘渊“其先夏后氏之苗裔，曰淳维，世居北狄”，这是匈奴人对华夏祖先的自觉认同而非所谓的“攀附”。
五胡十六国时的族群大融合说明，无论华夷，只要接纳华夏典章制度、礼仪文化，实行仁德，追求大一统，就能够代表中华正统。“中华”的意义不在于族群血统，而在于文化。
五胡以改革创新精神，造就中华民族制度大创新、族群迁徙融合、思想文艺大交融，使中华文明在中古之世经历裂变、重组与再造，为后来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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