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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四省划界，边疆治理中的国家智慧

发布时间：2023-09-27 09:17:05 作者：包头热力

通过行政区划来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，是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。

雍正时期，清朝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后，随即对川滇藏青行政区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与划分。川藏之间的行政区划以宁静山、喜松工山为界；今迪庆一带划归云南管辖；藏北三十九族地区划归西藏，但由驻藏大臣直接管理；玉树地区则划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。

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，准噶尔部抵达拉萨，杀死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，取得对西藏地区的控制权。清廷获悉后，派蒙古王公色楞统兵征剿。

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九月，入藏清军在喀喇乌苏被准噶尔军队围困攻击，全军覆灭。次年，康熙命抚远大将军胤祯领军出征。清军击败准噶尔军队，进入拉萨。

为“驱准保藏”，清廷组建了新的西藏地方政府，为七世达赖喇嘛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，在拉萨留下了一支3000人的军队驻守。蒙古和硕特部被排除在了西藏事务之外，固始汗子孙统治西藏的传统遂告终止。

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罗卜藏丹津（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孙子）趁清廷裁减西北边防之际，在青海发动叛乱。这使雍正意识到蒙古和硕特部的潜在威胁，治藏思想开始发生转变，其主张“沿边番回必属内地，方是平静西海永远之良策”，即是把蒙古和硕特部控制区域划归中央直接管理。

年羹尧很好地领会了雍正的这一治理理念，并认为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是贯彻实施这一理念的绝佳机会。因此，当叛乱平定之后，年羹尧立即向雍正上书，建议把洛隆宗作为西藏与内地的分界，洛隆宗以东地区划归内地省份管辖。

年羹尧的建议得到雍正的高度认可，后来实施的川滇藏青行政划界和调整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。

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四月，年羹尧被贬，岳钟琪署川陕总督一职。岳钟琪在年羹尧方案基础上，建议将中甸、理塘、巴塘、德格、石渠等原由蒙古和硕特部管理的地方由内地直接管理，并“择其头目，给予土司官衔”。清政府很快批准了岳钟琪的奏请。

方案既定，划界工作陆续展开。先由四川提督周瑛等造出地方各部落户口、所辖地区的清册，并附拟归属意见，报告给岳钟琪，岳钟琪审查后上报朝廷。最后，中央派出副都统鄂齐、学士班第、扎萨克大喇嘛格勒克绰尔济等人前往办理。

钦差大臣鄂齐等人，携带雍正颁给达赖喇嘛等西藏僧俗首领的诏书从北京出发。这份诏书现存于西藏档案馆，是目前所见雍正时期川滇藏青政区划界最为权威的官方文书。

根据诏书所定：理塘、巴塘、中甸一带划给内地管辖；察木多、乍丫一带仍归帕巴拉、罗藏南结活佛管辖；洛隆宗、嚓哇、坐尔刚、桑噶吹宗、衮卓等地交由西藏地方政府管理。

在西安与川陕总督岳钟琪会商后，鄂齐等人抵达成都，后又抵达巴塘，与川藏地方官员实地会勘川藏之间的政区分界，最终确定川、藏之间以宁静山、喜松工山为界。宁静山是金沙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，喜松工山在巴塘以西，地势高峻。

早在用兵“驱准保藏”之际，年羹尧指出，由四川入西藏，运粮调遣之事，道经巴塘、理塘，关系紧要。清朝将巴塘、理塘划归四川管辖，正是考虑到保障入藏通道的顺畅。

确定川藏行政分界后，鄂齐等人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阿尔布巴的陪同下抵达拉萨，又至后藏向班禅宣布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和川滇之间行政划界的决定。在藏宣旨期间，达赖称颂雍正“文殊师利大皇帝格外怜念”“仰赖皇上之大恩，无以报答”。鄂齐等人受到了达赖、班禅、康济鼐（西藏贵族，高级行政官员）、阿尔布巴（西藏贵族，高级行政官员）等僧俗首领的热烈欢迎和拥护，圆满完成了宣诏任务。

与此同时，川陕总督岳钟琪向雍正建议将奔子栏、其宗、喇普、维西等地划归云南管辖，获得批准。川滇会勘疆界，最终以红石崖为分址（红石崖，即今云南迪庆州德钦县佛山区与盐井交界的吐茂）。四川与云南之间的行政分界从此确定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川青藏行政划界主要涉及纳克树、玉树等地七十九族地区（西藏、青海交界地区的藏族土司部落）。罗卜藏丹津叛乱发生后，清政府招抚了七十九族，但对其归属问题一直未能明确。岳钟琪建议将纳克树、玉树等地划归四川管辖，雍正以此事关系重大，需详细谋虑为由否决了岳钟琪所奏。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，清朝设置西宁办事大臣。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，西宁办事大臣达鼐奏请勘定纳克树、玉树等地行政归属。

次年夏，西宁、四川、西藏各派出数名官员会同勘界。最终，川青藏三方按照“近西宁者，归西宁管辖”“近西藏者，暂隶西藏”的原则，将藏北三十九族划归西藏，但由驻藏大臣直接管理，玉树四十族由西宁办事大臣管辖，川青藏之间的行政分界得以确定下来。这表明此次政区划界有一定弹性和灵活性，充分考虑和兼顾了各地实际情况和行政管理的便利性。

川滇藏青政区划界方案非常细致和慎重，经过雍正、年羹尧、岳钟琪、鄂齐、班第、周瑛等人的反复斟酌、勘定才最终确定。清朝从国家层面出发，成功实施了对川滇藏青政区格局的全面调整，是加强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。

160年后，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，四川总督丁宝桢评价川滇藏青边界“昔人深思远虑，具有先见”，代表了后人对川滇藏青政区划界的中肯评价。

这次划界调整奠定了今天西藏、云南、四川、青海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，在历代中央治藏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。